悄悄地,疫情正从细微处重塑日本………

admin 国际防疫资讯 2021-01-05 22:09:28 16 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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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熟悉的“日常”恐怕短期内难再回了。

  时代的一粒沙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,疫情正从细微处深刻改变日本。

  菅义伟政府正考虑在首都东京以及周边地区再次实行紧急状态,以遏制新冠疫情恶化势头。日本从去年12月以来遭遇第三波疫情打击,以东京都为中心的首都圈疫情尤为严重。

  因为来到了又一个抗疫的紧要关头,有消息称日本可能迫于形势全面禁止外国人进入,果真如此,真是“封国”了。生活在地震海啸等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,日本人本应是处变不惊,但眼下心情却越来越复杂:熟悉的“日常”恐怕短期内难再回了。从抗疫到工作,乃至于他们熟悉的社会和国家,都被这场疫情深刻改变和重塑着。

  1、悄悄改变

  一场疫情,改变了日本人尤其是上班族习惯的“日常”——西装革履地挤地铁,长时间工作,然后下班后与老板喝酒,最后回到狭窄的小公寓。

  在大流行之前,居家办公对日本社会来说几乎是不可想象的,但现在看来这一趋势正在成为新的“日常”。

  “起初这令人困惑,但对像我这样忙于工作和抚养孩子的人来说,远程工作是一个不错选择。” 37岁的大谷真理子是一名品牌营销人员。她也是2岁和4岁儿子的母亲,去年在大流行期间重返工作岗位。以前她每天要花两个小时以上通勤,但现在她很少去办公室,大部分在家工作,每周还会在附近社区使用一间共享办公室。

  “虽然在家工作,但我可以与家人共度时光,这给了我适当的心理平衡。”展望未来,大谷相信远程工作将继续成为她日常生活的一部分。“重要的不是在哪里工作,而是如何工作。我相信从现在开始,这种工作风格将成为现实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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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日本街头的上班族。来源:纽约时报

  大谷是幸运的。但这一年来,也有不少日本人发现居家办公可能没那么容易。这不仅是因为数字化进程在日本的滞后,还由于日本社会强大的传统和习惯。

  Tokyo Shoko Research去年7月对14300家日本公司进行调查发现,尽管政府呼吁控制病毒传播,但仍有42%的公司从未实施过居家办公。不仅如此,日媒报道指出,即便是去年春天所谓的封锁期间,东京的通勤火车仍然挤满了人,许多公司的举动似乎没有什么改变。

  “在这个国家,你仍然必须亲自露面。”有美媒感慨,日本的工作文化要求不断面对面互动,部分是为了表示尊重。“我的老板大声地说:‘如果我允许你们回家,你可能就不会专注于工作。谁知道?你甚至可能在喝酒。”一位投资银行职员说,即便客户不再需要面对面会议,但老板仍然认为团队应该在办公室接电话,只是为了表达敬意,“这是日本人的骄傲。”

  而被视作日本行政艺术的盖章文化,也让一些日本上班族不得不奔波于公司和家之间。一项调查也显示,没有实施远程办公的日本企业中,77%的企业认为最大的理由是“远程办公不方便盖章、处理书面文件”。但眼下为了抗疫,日本正在酝酿一场基于信息技术的“电子印章风潮”,不少企业开始撤销书面合同,改签电子合同。

  2、无助和孤单

  有人更多看到的是“无常”,感到前所未有的无助和孤单。

  43岁的小林惠里子对“自杀”这个沉重的词并不陌生。在22岁的时候她曾因为难以承担东京的房租和生活开支而自杀。如今,她在一家非政府组织找到了稳定的工作,还出书谈了自己的心路历程。

  但过去这一年,新冠病毒正在带回她曾经感受到的压力。“我的薪水被削减了,我看不到隧道尽头的曙光。”小林对CNN记者说,“我经常感到一种危机感,我有可能重新陷入贫困。”

  在日本,自杀并不是一个单一的社会问题,而是许多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的最后黑色出口。据统计,日本人自杀主因是健康问题、经济和生活问题以及家庭纠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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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京都一家企业,空荡荡的办公场所。来源:GJ

  而疫情之下,失业、社会孤立等问题让近年来一度下降的日本自杀率大幅上升。过去一年,警察厅统计数据显示,日本自杀率从6月开始骤升,10月上升至88.6%,主要以女性为主。去年11月,日本自杀人数就已高达19225人,远超新冠肺炎死亡总人数。

  小林说,她的许多朋友都被解雇了,“在这里,当发生坏事时,弱者首先被抛弃。”

  但一些世人眼中“命运的宠儿”也选择了告别人世。去年可谓日本演艺圈的多事之秋,知名影星三浦春马、竹内结子先后疑因自杀身亡。在新冠疫情仍然反复的日本,鲜活生命的逝去,像投入平静水面的一枚炸弹,激起无法预知的涟漪——自杀,这个顽固的社会问题再次触动日本人心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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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自杀身亡的竹内结子(左)和三浦春马。来源:GJ

  没有人能预知,愤怒、悲伤、矛盾和压力等负面感知,究竟是如何压垮一个人。处在崩溃边缘的人,都有自己独特的心境。调查显示,日本女性受疫情影响相对较大。日本自杀预防中心代表董事清水靖之说,“在新冠疫情大暴发期间,女性的焦虑与面临的问题有极大的可能会加剧。经济与就业困难、抚养孩子与家庭暴力等因素都有可能是导致女性自杀率上升的原因。”

  更痛苦的可能是无人可倾诉。“别人知道你的弱点是可耻的,所以你把所有东西藏起来,然后忍受。”小林谈到了日本的耻感文化,“我们需要营造一种可以显示自己的软弱和痛苦的文化。”

  疫情,还让日本社会中的一些裂痕更加明显。比如,非正式雇佣问题。

  十多年来,日田节子一直在东京地铁贩卖亭里工作,但始终只是一名非正式员工。去年疫情疫情,她等到了一个迟来却并不令人愉悦的判决——最高法院认为,她的雇主没有义务向她提供与正式员工一样的退休金。在知道同事获得的年度奖金是她的四到五倍后,她于2014年提起诉讼。

  疫情之下不少日本公司开始裁员,非正式员工首当其冲。数据显示,日本女性劳动力中有超过一半是非正规雇员。日本法律规定,公司在对待员工时应避免“不合理”的差异,但是该术语的含义并不明确。疫情之下的这一纸判决让日田感慨,“我们都是一次性的(员工)。”

  3、离开大城市

  有人挣扎在“无常”中,也有人重塑新的“日常”。

  一些日本人在大流行中重新审视了自己的工作,开始追求更平衡的生活。离开东京,离开大阪......离开大城市的风潮悄悄兴起。

  去年春天,当新冠病毒爆发导致大米和方便面从东京超市货架上消失时,36岁的冈田薰决定离开。他选择定居在中部城市长野县佐久市,距东京约160公里。他依旧做着在线零售和出口业务,同时在共用农场种植蔬菜和水稻。冈田告诉路透社,“靠近食品生产中心并与农民保持联系,给了我安全感。”

  41岁的糕点师南条美耀也离开了东京。她计划今年春天在长野县松川镇开设一家咖啡馆。南条是一名单身妈妈,带着三个孩子。去年夏天,她工作的糖果店因疫情关闭、在卡车制造厂工作的儿子也失业后,她从东京搬到了长野县。南条觉得自己是幸运的,“我得以重新开始。没有必要坚持东京,那里有很多人、很多人自杀。”

  冈田和南条不是个例。一份创纪录的数据显示,去年9月有30644人搬出东京,同比增长12.5%,而迁入东京的人数为27006人,同比下降11.7%。这在东京的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。

  大流行也在重塑日本公司对于工作方式的观念。日本人力资源公司Pasona Group首席执行官南部靖之去年9月表示,将在2023年前把总部和1200名员工迁至日本西部的淡路岛,那里是他的家乡。

  “与东京白领相比,职业生涯同样具有挑战性。但你可以在风景如画的岛屿上骑车去办公室,在海边度过一个周末,沉浸在大自然中或在温泉中放松身心。”他认为,随着公司和员工改变他们对工作和生活平衡的观念,这种趋势将继续下去。

  “我没有做过不可思议的事情,这些其实只是多年来必不可少的事情。”南部对《华盛顿邮报》说,“现在,就目前的大流行而言,这几乎是必需的。这是疫情给我们带来的社会变化。”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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